浅析“儒将”称谓的由来以及它的含义演变

文/你史不史啊

儒将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个将领群体，素有“千夫奉儒将，百兽伏麒麟”之说。可见，兼具文韬武略、风度翩然的儒将正是中国古人心中理想的将领。

一、“儒将”这一称呼最早源于何时？

“儒”和“将”两个单字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儒”是指“术士”，“将”是指“帅”，他们分属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并未联称。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晚唐，“儒将”一词开始在文献中出现了。诗人薛能在《清河泛舟》一诗中说: “儒将不须夸郄縠，未闻诗句解风流。”这是目前所见最早提出“儒将“一词的古文献。

生活于春秋时代的郄縠被千年后的唐人追认为儒将，这无疑说明“儒将”作为一个群体概念，至迟在晚唐时期已经产生，并且已经有人开始对“儒将”作追根溯源的考察。若非如此，很难想象唐人会对千年前的一个晋国大夫如此感兴趣，提及“儒将”的时候每每都要“夸郄縠”。

目前所见最早出现“儒将”一词的正史是成书于后晋的《旧唐书》。书中称赞刘仁轨、裴行俭“文雅方略，无谢昔贤，治戎安边，绰有心术”，称其为“儒将之雄者”。

目前所见最早出现“儒将”一词的正史是成书于后晋的《旧唐书》

北宋李昉等人编纂了大型类书《太平御览》，其中第二百七十七卷兵部八列有《儒将》专篇。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关于儒将的资料汇编，汇集了宋以前历代正史中关于儒将事迹的记载。

被列入此篇的将领，有春秋之郄縠，西汉之冯奉世，东汉之马援、祭遵、贾復，三国之鲁肃，西晋之杜预、刘毅，后赵之石勒，南朝宋之沈庆之，梁之曹景宗，北魏之韦彧、刘藻，北周之高琳、宇文显和、贺拔胜，隋之贺若弼、周罗睺、于仲文，唐之裴行俭、娄师德、刘仁轨、唐休璟、张说、柳公绰、裴度、李光弼、野诗良辅、郝玭。

李昉等人把这些将领的事迹汇编起来，并以“儒将”作为篇名，列为“兵部”的一个独立篇章，充分说明到北宋初年，“儒将”这一概念已引起了人们的特别重视，“儒将”已被人们视为将领中一个特殊类型和群体。

何人当得起“儒将”之称？

二、何谓“儒将”？

唐、五代时期的“儒将”: 出身儒生而掌军者

唐、五代时期是“儒将”概念产生的时期。在唐及五代时期，“儒将”的含义主要是指出身儒生而掌军者，这里的“儒生”泛指接受儒家教育、具有较高文化素养之士，并非仅指狭义的信奉和穷研儒家经典的人。

生活于唐末五代的孙光宪在其《北梦琐言》中提到裴行俭、郭元振、裴度、王铎、郑畋、薛能、韦昭度等人，皆是出身儒生的统兵者，并指出了唐代儒将产生的一个重要背景———“出将入相”现象。

历经南北朝的动荡分裂以及隋末的战乱，以关陇集团为首的唐初当政者的尚武之风较为强烈。唐建立后，由于突厥、高丽、吐蕃等的侵犯骚扰，沿边各州郡都是潜在的战争前线，所以其长官既负有安土抚民之责，又有御敌制戎之任。而在边境立下赫赫战功的将领，往往备受皇帝赏识，以军功拜相，入朝理政，这就是所谓“出将入相”。

唐初“出将入相”现象尤为普遍，这就为那些文武兼备的人才提供了广阔的施展空间。早期被公认的儒将刘仁轨、裴行俭均是文武兼备、出将入相的典型。

唐代中晚期“儒将”的含义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儒将”之“儒”日益偏重于“科举出身”的内涵。中晚唐时期科举出身的文官出任地方掌军节度使者为数不少，较著名的有荆南节度使王铎、凤翔陇右节度使郑畋、西川节度使韦昭度等，“儒生”掌军成为中晚唐时期一种较为普遍的政治现象，出身儒生的文官掌军者被普遍视作“儒将”这一群体的最主要构成部分。

需要指出的是，在唐和五代时期，虽然儒将的基本含义已较为明确，即指出身儒生而统兵者，但也并不是绝对的。像李光弼、野诗良辅等将领虽出身行伍，但本身也有较高的文化素养，颇懂得“智力权变”，战功显赫，也是可以被称为“儒将”的，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宋初。

裴行俭像

宋代“儒将”: 与“武夫”相对的士大夫掌军者

北宋建立后，鉴于唐末五代藩镇割据、武人拥兵自重的历史教训，宋太祖、宋太宗大力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势力，实行重文抑武的国策，重用文臣，以文制武。经过太祖、太宗两朝的努力，重文抑武的政治格局得以建立和完善，整个社会都开始弥漫着浓重的重文轻武的气息。

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语境中，“儒将”的含义便与“武夫”尖锐对立起来，“儒将”一词逐渐成为文人士大夫的“专用名词”，而“儒将”之“儒”强调的是其科举出身与文臣身份。

宋初步统一全国后，辽与西夏对其边境构成威胁。由于对掌握军权的边境武将不信任，文臣士大夫们一直强烈主张“参用儒将”。

以“儒将”代“武人”，正是出于对武人擅兵权的疑虑，其以文制武的用意十分明显。

因此，在宋代重文抑武的语境中，“儒将”一词特别强调的是科举出身与文臣身份，“儒将”的含义不再像唐、五代和宋初那样宽泛，行伍出身的将帅已不再可能被视为“儒将”。

北宋名将狄青的遭遇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狄青在西北宋夏战场十余年间屡立战功，累功擢枢密副使。后因平定广南侬智高叛乱被宋仁宗拜为枢密使，成为宋代少有的能担任枢密使的武将。

狄青折节读书，通晓古今兵法，自然是有一定文化素养的，而且他指挥作战颇有智略，为人又忠谨有素，这样的条件在唐、五代甚至宋初都是可以称得上“儒将”的。但有宋一代，罕有人视狄青为“儒将”。

不仅如此，北宋名臣欧阳修更是多次以鄙夷的口吻称呼狄青，强调其“武人”身份，显然在其心目中狄青这样的“武人”根本没有资格被称“儒将”。狄青最终被文人士大夫集团处心积虑地贬逐，含恨而终。

宋代对科举出身与文官身份的强调远超前代。进士及第，便是横在狄青与儒将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也是宋代所有出身行伍的将领与“儒将”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

北宋第一名将狄青

明清“儒将”: 多元视角下的多重含义

明清时期，人们对儒将的认识和理解趋向多元化，文官士大夫、市民阶层、兵学家等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去看待和审视儒将，儒将也在这种多元视角下呈现出多重含义。

1.官方视角下的“儒将”: 文武兼备的将领

明清时期，官方所褒扬的“儒将”，其含义较宋代宽泛得多，具有较高文化素养、文武兼备的将领皆被视为儒将。出身儒生、以科举入仕的王守仁、谭纶、唐顺之等文而兼武、先儒后将之士固然是公认的儒将，出身将门的戚继光、张可大等因其文武兼备之才干亦被官方正史列为“儒将”。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理学、心学对明清社会的巨大影响，明清时期为文人士大夫们广泛推崇的“儒将”，其中不少是理学或心学的信奉者，有的在理学、心学上颇有造诣。

明代立有军功的王守仁集心学之大成、开创阳明学，为一代儒学之宗师；曾中武举进士的抗倭名将万表，清人称他为“理学名臣”，“盖古今儒将中第一流也。”就这些儒将而言，“儒将”之“儒”亦不乏“儒学”“儒家”之意蕴。

王守仁简直就是个神人

2.民间视角下的“儒将”: 风度儒雅的忠义之将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日益壮大，反映市民生活的市民文学诸如历史演义等流行起来，其中不乏儒将的身影，如《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关羽，《杨家将演义》中的杨六郎，《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中的岳飞，《说唐演义全传》中的秦琼等。

这些历史演义小说中的儒将形象虽是经过了文学加工，但却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明清时期民间对儒将的认知。

明清历史演义小说多将儒将描写成具有“风度”与“忠义”之士。

“风度”是市民阶层与下层文人界定“儒将”的基本要素，是“儒将”与“武夫”的主要区别。至于儒将的出身是儒生还是将门世家，则并不那么重要。

“忠义”是指忠诚、信义。明清历史演义小说中的儒将无一不是“忠义”之士: 诸葛亮感念刘备识遇之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为忠;关羽感念曹操昔日赏识，舍生忘死在华容道放走曹操，是为义。

对于长期受儒家伦理影响的市民阶层和文人而言，儒将们的这种“忠义”恰恰契合了他们的心理需求、文化认知和审美情趣。

民间多敬关羽忠义

3.兵学视角下的“儒将”: 运筹帷幄的智将

明清时期，兵学蓬勃发展，一些兵学家开始从兵学的角度对儒将展开探讨，对其特征进行分析和归纳。

明人何守法将军中主将分为三等: 儒将、武将、大将，儒将的特点在于“决胜庙堂”，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张良是他心中儒将的典型。显然他非常看重儒将运筹帷幄的智略。

三、对“儒将”评价的变化

随儒将的含义演变，不同时期人们对儒将有不同的评价。这种演变折射出的是不同时期历史语境和文武关系的变迁。

唐、五代时期: 对儒将从称颂到诟病

唐、五代时期，社会对儒将的评价由称颂到诟病的演变，与这一时期历史的变迁密切相关。

唐初，在击突厥、征高丽、平安西等战争中，刘仁轨、裴行俭等文武兼备的优秀将领渐渐脱颖而出，立下了赫赫战功，“出将入相”，位极人臣，为世人所瞩目，这大大刺激了人们对于出身儒生而领兵者的关注，从而使得儒将的社会评价从一开始就定下了较高的基调。

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战乱频仍。柳公绰、韦皋等出身儒生而掌军的将领在讨平藩镇、经略边境等战争中表现活跃; 进士出身的裴度以宰相身份临危受命，统军荡平淮西之叛，开创“元和中兴”，这样的赫赫功勋无疑增强了文官集团的儒生们对于自身统兵能力的信心，也使得儒将再度成为世人称颂和羡慕的对象。

但是好景不长，并非所有的儒将都能像裴度、柳公绰一样真正文武兼备，具有足够的军事素养和过人的胆略、坚韧的意志，儒生掌军的负面效应很快就显现出来。随着晚唐藩镇割据的进一步强化，唐朝廷委派到地方上统兵的儒将们不仅军事表现拙劣，而且连镇抚地方都做不到，纷纷遭遇部下兵变，或被驱逐或被杀。

拙劣的军事表现使得儒将备受时人的诟病，他们身上原有的光环逐渐褪去，转而与“败军之将”这样的评价联系起来。总之，至唐末五代，社会对于儒将的评价有所下降。

安史之乱后，拙劣的军事表现使得儒将备受时人的诟病

两宋时期: 对儒将的社会评价逐步提高

在宋代重文抑武的历史背景下，由于士大夫的极力推崇与宣扬，社会对儒将的评价逐步提高。

如前所述，宋代士大夫视“儒将”为文士的专用名词。在排斥武将的同时，宋代的文臣士大夫们尤其喜欢谈论儒将，“儒将”也日趋成为文人士大夫应酬书问之间称颂和恭维对方的常用词。这种社会风气自然主导和影响着社会舆论，使得社会对于儒将的评价愈来愈高。

同时，宋代确有一些优秀的儒将以其卓越的表现赢得了世人的赞誉和称颂。最典型的当属范仲淹。范仲淹在西北任职期间，显著改善了边防局势，功勋卓著，深得军心，无疑为宋代儒将树立了新标杆，故北宋文臣士大夫们每论儒将必提“韩范”，对范仲淹之武略推崇备至。

范仲淹的儒将、名相、名士之形象及其精神，极大地扭转了五代以来儒将颓靡之势，激励了有宋一代读书人报效国家之热情，激发了士人们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也进一步提高了世人对儒将的评价。

宋代确有一些优秀的儒将以其卓越的表现赢得了世人的赞誉和称颂

明清时期: 对儒将的社会评价臻于顶峰

明清时期在士大夫、市民阶层、兵学家的共同推崇下，对儒将的社会评价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官方对儒将的推崇是儒将的社会评价日益提高的重要因素。在这种背景下，不少武将附庸风雅、力图向儒将靠拢的现实。市民阶层、兵学家等社会群体从自身视角出发也都对儒将进行称颂和宣扬，进一步提高了儒将的声望和美誉度。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王守仁这样名噪一时、近乎完美的儒将典范应运而生。中国古代儒家知识分子一直追求立言、立功、立德，但真正能够做到“三不朽”者少之又少，而王守仁却是这“三不朽”的成功实践者。

作为明代儒将之典范，王守仁身兼大儒与大将，儒学成就与平乱战绩相得益彰，既为当时士人仰慕，也为后继之清代官方正史所推崇，将明清时期人们心目中的儒将形象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结语：“儒将”之“儒”的含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注解，但在“儒将”这一概念中，“儒”始终是底色，“将”则是角色，文武兼备也始终是人们心目中界定和衡量儒将的标尺。可见“儒将”概念的流行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对于文武兼备的高素质将领的重视和推崇。

“儒将”反映了中国古代对于文武兼备的高素质将领的重视和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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